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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號手任光,一生為人民而歌

作者: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添加日期:2020-05-19

  今年是我國無產階級音樂運動先驅、電影音樂拓荒者任光(1900—1941)誕辰120周年。在短暫的一生中,他鐵肩擔大義,秉持報國初心,放歌槍林彈雨;他妙手譜新曲,抒寫愛國激情,唱響祖國大地;從《漁光曲》《打回老家去》到《新四軍東進曲》,他釋放旋律的無盡魅力,彰顯音樂的紅色基因,被譽為“民族的號手”;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生活中找尋創作的源頭活水,以“大眾接受的音樂”為創作宗旨,這些精神財富在今天尤其應該予以珍視。

  嵊州飛出“小音樂家”

  浙江嵊州,東晉時著名美術家、雕塑家戴逵及其子戴颙曾隱居于此,兩人皆善琴樂。唐代詩人顧況在此寫下了“靈溪宿處接靈山,窈映高樓向月閑,夜半鶴聲殘夢里,猶疑琴曲洞房間”的詩句,點染出這座浙東小城濃郁的藝術氣息。1900年11月9日,一位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譜就光輝篇章的革命音樂家,誕生于嵊縣城關鎮東前街的一戶石匠家庭。他,就是我國無產階級音樂運動的先驅、電影音樂的拓荒者任光。

  嵊州乃戲曲之鄉,蓮花落、平湖調,以及后來發展成越劇的“小歌班”隨處可聞。在家鄉濃厚的音樂氛圍中,任光的音樂才能得以萌發,上小學時,他已學會吹笛子和銅號,還自制二胡一把,琢磨著學拉戲曲調腔,又拿皮凳當作板鼓,模仿戲曲藝人敲打鼓點節奏。

  1911年,任光小學畢業,考入嵊縣中學。嵊縣中學是一所新式學堂,為普及美育,學校購置了風琴,聘請專職音樂教員。良好的教育環境激發出任光的音樂才華,他在這里學會了演奏風琴,二胡技術也突飛猛進。由于任光吹拉彈唱樣樣都能來兩下,遂博得“小音樂家”的稱號。此時,辛亥革命的浪潮也波及這座浙東小城,“濤聲怒斷浙江潮”,任光也曾上街號召民眾抵制日貨,反對袁世凱稱帝,這在他心中播撒下的愛國主義火種,將在日后點燃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燎原烈火。

  1917年夏,任光中學畢業,考入上海震旦大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股新文化浪潮在震旦大學掀起波瀾,任光也決心發揮個人專長,實現音樂報國的夢想,赴法國勤工儉學。1919年8月,任光離開祖國,10月抵達馬賽,經華法教育會安排,先在里昂亞佛鋼琴廠做工,后進入里昂大學專修音樂理論與鋼琴。1923年,任光與法國同學葛萊泰結婚,并受法國公司委派赴越南河內亞佛琴行擔任技師兼經理。

  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盡管有著優渥的生活條件和幸福美滿的家庭,任光卻無法消弭對祖國母親的強烈思念,他不時聽見那來自故園、來自心底的聲聲召喚。祖國給任光以夢想的翅膀,使他成為搏擊風雨的海燕,毅然辭別了不愿與他一起來華的法國妻子,回到闊別九年,魂牽夢縈的祖國。

  民國時期,上海貝當路(今衡山路)811號有一幢特別醒目的法式小洋樓,紅磚面墻,半圓拱窗,洋溢著西洋風情,這里便是百代唱片公司。這是當時上海唯一一家外資唱片公司,原先的主業是銷售外國音樂唱片,因聽眾不多,銷路不暢,后改錄中國京劇名家唱段和廣東音樂的唱片,銷量激增,遂高薪聘請既有歐洲留學背景,又熟悉中國音樂的任光擔任音樂部主任,準備大撈一票。進入百代公司不久,任光結識了左翼戲劇家田漢,共同籌組南國社,開始涉足左翼音樂運動。田漢考慮到任光“在外國公司做事,比較有錢,也比較不被統治者注意”,遂與任光“過從頗密”。在風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任光以音樂為武器,揭開其音樂生涯中最有成就、最富傳奇色彩的嶄新篇章。

  聲聲新曲唱“漁光”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任光創作歌曲《十九路軍》,歌頌中國軍民奮起御敵的愛國精神,“民族戰爭,反帝先鋒,七周血戰,全球震動”,成為抗日救亡歌曲之先聲。7月23日,他在明月歌劇社審聽民樂合奏時,結識了樂隊小提琴演奏員聶耳。聶耳在日記中記下了“百代公司的任君來談話”,并對任光的鋼琴演奏水平和即興伴奏能力表示由衷的欽佩,“他打了幾次鋼琴,著實有點真功夫,坐下去便自己配起來,看他打得怪起勁的”。從此,兩人惺惺相惜,攜手踏上左翼音樂運動的新征程。

  1933年初,任光與聶耳、張曙、呂驥等參加由夏衍、田漢發起組織的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他們用任光家里的高級收音機,直接收聽蘇聯電臺短波廣播的音樂,特別是優秀的蘇聯歌曲,并經常在一起研習蘇聯歌曲的創作經驗,切磋作曲技法。2月9日,任光出席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大會,當選為執行委員,共同建設“新的銀色世界”。任光由此“觸電”,踏上了電影音樂的創作征程。2月12日,他們還發起成立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成為左翼音樂運動的中堅力量。當月,任光為電影《母性之光》創作了同名主題歌和插曲《南洋歌》。在聶耳看來,任光創作的歌曲與影片高度契合,富于民族風格,“有如說它是南洋,不如說它是中國味”,并認任光為“我們的導師”。聶耳還曾向任光請教小提琴演奏技法,“他改正我拉提琴的許多錯誤”。

  恰在此時,女作家安娥闖入任光的感情世界。經任光介紹,安娥進入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與任光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為了擴大左翼電影戰線,電影小組決定利用上海聯華影業公司的進步力量,攝制更多的愛國進步影片。

  在左翼電影歌曲創作中,任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生活中找尋創作的源頭活水,以“大眾接受的音樂”為創作宗旨。在與安娥聯名發表的《歌曲小討論》一文中,任光明確提出要“刻不容緩的去提倡和創作真正的正確的大眾音樂”。在他看來,“現在很多大眾接受的音樂,未必一定就是大眾音樂”,不能以接受者的數量作為評判標準。他對當時流行于十里洋場的各種靡靡之音予以嚴正批評,“在上海這種糜爛的社會中,事實上只有使強壯純潔的歌曲變得麻醉,而不會把麻醉的歌曲唱為純潔”。音樂必須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和高尚的藝術追求,“真正的大眾音樂,常常在音調、節拍方面很嚴正,少趣味,難于為大眾接受”,這就要求音樂家必須肩負起時代使命,為人民而歌,將“完善的大眾音樂”加以“完善的大眾文學”,譜寫出“完善的歌曲”,“趕快去代替這種病態的大眾歌曲”。在這一創作理念的引領下,一首在中國現代音樂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杰作也呼之欲出。

  1934年5月,任光應導演蔡楚生之請為電影《漁光曲》配樂,為此,他專程與安娥一道,“勞苦跋涉跑到漁民區”,租了一條舢板,“目擊一下漁民生活,聽漁民的生活呼聲”,以此捕捉歌曲創作的靈感。由于深入生活,感觸真切,他們在返回上海的當晚便將影片的同名主題歌一揮而就。任光、安娥連夜為蔡楚生試唱了這首新作,得到蔡楚生的首肯。隨后,任光與聶耳一起完成影片《漁光曲》的全部配樂。

  《漁光曲》是默片,配樂顯得十分重要,這首主題歌出色地配合影片敘事,傾情講述貧苦漁民的痛苦生活,表達出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使觀眾感同身受,獲得強烈的藝術共鳴。安娥在遣詞用句上頗具功力,使得《漁光曲》既躍動著古典詩詞的靈韻,又糅合了現代生活語言的質樸清新:

  云兒飄在?,

  魚兒藏在水中,

  早晨太陽里曬魚網,

  迎面吹過來大海風……

  歌曲配合電影畫面,由東海晨景切入到電影敘事,情景交融,音畫相映,以江南民歌抒情婉轉的曲調,傾吐著漁民整日蕩漾在海上辛勤勞作,“腰已酸,手也腫,捕得了魚兒腹內空”,卻始終處于“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的悲慘境遇;更揭示出蘊藏在勞動人民心中不可遏止的怨憤。任光采用民族五聲宮調式,節奏從容舒緩,旋律婉轉流暢,具有濃郁生活氣息。據影片主演王人美回憶,“記得當時戲拍到尾聲,我如泣如訴地唱起《漁光曲》的時候,那海洋上的惡浪,學櫓時的辛勞,漁民們的痛苦,一起涌到心頭,我的眼淚忍不住簌簌地流下來”,“歌詞寫得多好,再配上凄婉、悲憤的曲調,真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任光在其后接受記者采訪時,也談到這首歌曲創作成功的秘籍在于:

  音樂是大眾的,應該從大眾身上去發揮,我們作曲家的義務,不過是把勞苦大眾那種悲慘生活的痛苦呼聲傳達出來罷了。(知非:《電影作曲家任光先生記》)

  6月14日,影片《漁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公映,場場爆滿,連映84天仍一票難求,《申報》言其“在盛暑中能如此持久挺拔,的確空前未見,堪稱奇談”。聶耳在《一年來之中國音樂》一文中,分析《漁光曲》大獲成功的原因在于“內容的現實,節調的哀愁,曲譜的組織化,以及它的配合著影片的現實題材等,都是使它轟動的理由”,“其轟動的影響甚至形成了后來的影片要配上音樂才能夠賣座的一個潮流”。

  1935年,《漁光曲》代表中國參加莫斯科國際電影節,“以其勇敢的現實主義精神,生動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的現實生活”獲得榮譽獎,成為我國首部在國際上獲獎的影片。歌曲《漁光曲》也隨著影片的熱映不脛而走,膾炙人口,廣為傳唱。一位新四軍老戰士回憶,抗戰時期,在緊張頻繁的戰斗間隙,大家都會湊在一起唱《漁光曲》。軍區首長粟裕司令員對此曲情有獨鐘,經常用手風琴即興伴唱,以此消除戰斗中留下的傷痛,指揮千軍萬馬去奪取更大的勝利。據播音員孟啟予回憶,1940年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廣播時沒有開播曲,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從國統區買回二十余張唱片,從中挑選出《漁光曲》作為開播曲!稘O光曲》唱出了勞苦大眾的呼聲,那星星漁火,如暗夜中的光芒,照耀著中國前行的方向,國統區的人們都把新華廣播稱作“茫茫黑夜中的燈塔”。直到今年央視春晚舞蹈《晨光曲》,仍以《漁光曲》的主旋律作為背景音樂,展現老上海的舊日風情。

  當時已被捕入獄的田漢偶然聽到監獄看守唱《漁光曲》,情不能已,滿懷深情地寫下《獄中懷安娥》:

  君應愛極翻成恨,

  我亦柔中頗有剛。

  欲待相忘怎忘得,

  聲聲新曲唱“漁光”。

  “每當我們唱起國歌,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您”

  在歌曲創作的同時,任光利用自己作為外商公司買辦的特殊身份,掩護黨的革命活動,并為大量紅色音樂的制作與傳播提供了無私貢獻。1935年4月14日,聶耳在赴日前一天,與任光等人用簡譜初稿試唱了《義勇軍進行曲》。隨后,聶耳從日本寄回修改后的《義勇軍進行曲》曲譜。當時百代公司法方經理擔心灌制這首極具號召力的救亡戰歌會引來日方的“麻煩”和“抗議”,因而猶豫不決。任光堅持認為,“我們歌詞中沒有提到日本帝國主義,哪個也沒提,一般地講抗戰,應該可以發”。法方經理考慮到這首歌的市場前景大好,為經濟利益考慮,決定孤注一擲,同意制作發行。

  5月9日,任光組織盛家倫、司徒慧敏、鄭君里、袁牧之、金山、顧夢鶴、施超等7人,“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錄音棚內錄下了這首到今天已舉世聞名的《義勇軍進行曲》”,錄音母版的編號為34848b,迄今仍保存在上海國歌展示館中!读x勇軍進行曲》唱出了中華兒女萬眾一心、奮勇前進的心聲,發出中國抗日救亡的時代最強音。正如夏衍所言:“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后,群眾歌詠運動風起云涌,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群眾運動?谷崭枨槿珖,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成了抗日斗爭的號角……當時‘在外國公司做事’的任光,后來參加了新四軍,犧牲在皖南事變的亂軍中,這樣的好同志,是永遠值得懷念的!保ā稇袑づf夢錄》)2019年8月,嵊州中學師生在給任光校友的追思信中這樣寫道:

  在上海,您最早灌制了《義勇軍進行曲》唱片;在法國,您組織華僑演唱《義勇軍進行曲》。因為您,《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鼓舞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勇氣和信心。

  每當我們唱起國歌,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您,這是因為歌聲中有您作為音樂家的博大胸懷,也有您作為“民族號手”的愛國情懷。從您身上,我們深切體會到,生命可以有長度,但有生命的音樂,永遠沒有休止符!

  據不完全統計,經任光之手錄制的左翼歌曲有四五十首之多。他還受黨的委托,利用職務之便,讓聶耳擔任百代公司音樂部副主任,共同舉辦“百代新聲會”,邀請各界人士參與,為左翼歌曲制造社會輿論,創造傳播條件。當年每一張百代出品的紅色音樂唱片,無不凝結著任光的心血,不僅促進了中國革命文藝事業的蓬勃發展,也在海外產生了廣泛影響,有力推動了中國音樂走出去的進程。

  1936年春,為響應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提出的建立全國一致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任光與冼星海、張曙、麥新、呂驥等一起投身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為貫徹“國防音樂”的創作理念,任光為費穆導演的《狼山喋血記》寫了主題歌《狼山謠》,動員各界民眾“不要分你我,一齊打豺狼”,“情愿打狼死,不能沒家鄉”,因題材過于隱晦,沒有取得預期的反響。于是,任光與安娥決定順應形勢,創作一首通俗易懂、主題鮮明的國防歌曲《打回老家去》,這既是任光在抗日救亡運動中傾聽大眾呼聲有感而作,也是其音樂創作風格的一次全面轉型。歌曲以五聲音階為基礎,配以連續的富于動力性節奏,慷慨激昂,氣吞山河,以一領眾和的合唱形式,反復高歌“打回老家去!打走日本帝國主義”,控訴日本侵略者“殺死我們同胞”“強占我們土地”的罪行,表達了全國軍民眾志成城、共御外侮的決心和意志,發出“我們不做亡國奴隸”的時代吶喊。

  “七七”事變后,國內險惡的環境已無法讓任光繼續創作,在親密戰友安娥的資助下,任光再度赴法。在巴黎,任光積極從事抗日救亡的海外宣傳,到中國共產黨設在巴黎的新聞機構《救國時報》社教唱抗日歌曲,為救濟國內難民舉行募捐義演,開創海外抗日救亡歌詠之先聲。1938年,任光出席有42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反法西斯侵略大會,指揮華僑合唱團演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歌曲,讓世界感受到“中國現代歌聲蘊藏著中國無限希望”。在巴黎民眾合唱團為援助西班牙反法西斯戰爭舉辦的歌詠比賽上,任光親自登臺,為其在巴黎創作的《中國進行曲》進行鋼琴伴奏,被法國報紙譽為“這次節目中最成功者”,“能充分表現出他對于祖國人民抗戰的同情,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決心”(莫洛:《隕落的星辰》)。任光與正在歐洲開展國民外交的陶行知一見傾心,兩人隨即合作了一首新歌《慰勞中國戰士歌》,以此聲援世界反法西斯運動。雖然遠在異國他鄉,任光的脈搏始終與祖國母親一起跳動,他的熱血與抗日救亡運動一起沸騰。

  “我們一定勝利,我們一定達到目標”

  1940年春,任光返回重慶。6月,新四軍軍長葉挺在返回皖南前,力邀任光、錢俊瑞等文化人士加入新四軍。離開重慶的前夜,任光最后一次去看望了闊別多年的合作伙伴與紅顏知己安娥:

  一天晚上任光來找安娥,據說他要去前方參軍,發現有人盯梢,好不容易扔掉了尾巴;為了安全離開重慶,他要在我家過一夜。這天夜里我們關了電燈摸黑談話,任光顯得很緊張,安娥很鎮定;黎明時安娥護送任光悄悄地走了,永遠地走了。(趙清閣:《五十年前故人軼事——憶安娥同志》)

  任光犧牲后,從他留在陶行知那兒的一只箱子里,發現了“許多安娥倩麗的照片,和未發表的、為安娥詞作所寫的歌譜”。

  8月,任光一行抵達安徽涇縣云嶺新四軍軍部,他們被眼前旖旎的風光深深吸引,青山綠水間的羊腸小徑,蔥郁染翠般的密林竹海,青磚黛瓦的徽派建筑,無不展現出皖南水鄉的萬千風情。任光被分配至戰地文化服務處,負責音樂與宣傳鼓動工作,與菲律賓華僑周東君一起組織了一個樂隊。到新四軍后不久,任光就為新四軍將士創作出《擦槍歌》,受到戰士們的喜愛。據葉挺回憶,任光在皖南期間“新作甚多,別有風格,對群眾心理及大眾化問題均深切明朗,軍中均以‘王老五’呼之”!锻趵衔濉吩侨喂夂桶捕饎撟鞯囊皇自溨C風趣的電影歌曲,如今已成為男性單身貴族的代名詞。

  1940年底,新四軍準備渡江北上,開辟新的抗日根據地。新四軍軍部發布《告別皖南書》,任光隨即創作出天鵝絕唱《別了,皖南》(后更名《新四軍東進曲》)。他吸取《打回老家去》的創作經驗,配合新四軍戰略行動,以主調大三和弦的軍號為前奏,引出雄壯堅定的歌聲,歌曲主體部分采用小調式,蘊含著新四軍將士對皖南根據地的依依不舍,以及北上抗日救國的堅定信念,“沖過重重疊疊的封鎖,沖進日本鬼子的窩巢”,抒發出“我們一定勝利,我們一定達到目標”的壯志豪情。

  1941年1月6日,新四軍在轉移途中突遭國民黨大量軍隊伏擊包圍,皖南事變爆發。10日清晨在高坦村,葉挺軍長作戰地突圍動員報告,任光隨后指揮全體將士高唱《新四軍東進曲》,“與四周機關槍及手榴彈聲融成最偉大戰斗交響曲”。12日夜(一說13日拂曉),新四軍軍部行進至石井坑,任光被流彈擊中胸部,傷重不治,壯烈殉國。葉挺親眼見證了任光生命的最后時刻:

  見余側數尺伏臥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輾轉地上,在激戰聲中不能聞其哀號。有人高呼:“王老五”受傷了!余近視之,知其重傷在腹部。時螢箭蝗飛,余心痛如割,無語足以慰之,無法足以助之……悲乎!愿后世有音樂家為我作一哀歌以吊之。(葉挺:《囚語》)

  從石匠的兒子成長為“民族的號手”,從外商公司的高級職員蛻變為舍生取義的抗日志士,從投身左翼音樂運動譜寫時代新聲到為“抗戰建國高舉獨立自由的旗幟”而獻出寶貴生命,這就是任光短短41年所走過的人生旅程。雖然任光生前在組織上沒來得及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以其畢生的音樂實踐,創作和錄制了大量紅色音樂,用一腔熱血染紅了我們的旗幟,踐行了一個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初心與使命,在紅色基因的代代傳承中鑄就藝術經典。(作者:黃敏學,系紹興文理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